南京惠言达电气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座落在南京六合市商圈。9年备件销售积累，公司主要经营欧、美等国的阀门、过滤设备、编码器、传感器、仪器仪表、及各种自动化产品，公司全力贯彻“以质优价廉的产品和完善到位的技术服务客户”的经营宗旨，服务于国内的流体控制和自动化控制领域。节省了中间环节的流转费用，能够把更优惠的价格提供给用户。通过发展我司已经自动化设备和备件供应商，主营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造纸、矿山、石化、能源、集装箱码头、汽车、水利、市政工程及环保以及各类军事、航空航天、科研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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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着开放领域不断拓宽、开放内容与形式不断深化、开放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的多重挑战，也必然对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1对外开放的战略面临着由出口贸易导向向进出口贸易平衡转变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主要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对外贸易政策。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这种鼓励出口、替代进口的方式形成了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也产生了较多的贸易矛盾。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逐步向进出口平衡转变，让市场更多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2007年，广交会的名字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变更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个字的改变，体现出我国外贸格局从出口导向向注重贸易平衡的转变。2017年，主席在“一带一路”合作论坛上宣布，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进口博览会。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共吸引了172个国家、地区和组织，3600多家企业参展，80多万人进馆洽谈采购、参观体验，成交额达578亿美元。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这些措施的出台，是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下我国外贸思路转变的一种表现。

1.2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面临着由商品贸易领域向服务领域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物贸易发展迅速。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货物贸易一大国。相较而言，服务贸易发展则相对滞后。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中，服务贸易占比为14.7%，低于23.1%的平均水平[1]；服务贸易逆差约2582亿美元，与同期货物贸易约6100亿美元的顺差形成鲜明对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主动推进服务业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同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自主创新，减轻消费服务和高新技术服务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可以预见，由商品贸易领域向服务领域转变将是未来中国对外开放整体结构优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1.3对外开放的市场面临着由产品市场向金融与资本市场转变

2018年4月，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同时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2019年6月，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主席又进一步指出，将发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外资开放的领域。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推出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进一步放宽资本市场外资限制。这些措施都意味着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正面临着由传统的产品市场向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转变。

1.4对外开放的主体面临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

早在1998年，党的“十五大”即提出了实施“走出去”的对外投资战略。2007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截2018年底，中国共有2.7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分布在188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列二位，存量位列三位，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活跃，2018年，共实施完成并购433起，涉及63个国家(地区)[2]。可以说，“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趋势之一。

1.5对外开放的经济形式面临着由传统贸易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变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以电子商务、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快速发展。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跨境电商(B2C)进出口202.8亿美元，同比增长52.3%。预计到2020年，电商(B2B)的跨境交易额将达到2.32万亿美元，而中国的交易额将达到1.24万亿美元，约占的一半[3]。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强化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让我国在区块链这个新兴领域走在理论前沿、占据创新制高点、取得产业新优势。可以预见，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进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将面临一个更加数字化的经济时代。

1.6对外开放的环境面临着由自由贸易主流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转变

近年来，随着各国经济增速放缓，新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论也甚嚣尘上。与此同时，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企业遭遇到的外部阻碍也日渐增加。2016—2017年，针对中国企业或可能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的贸易救济调查，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双反、反规避、保障措施超过215起；在知识产权领域，美国针对中国企业少发起了23起337次调查[4]。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外部挑战和不确定性。

2当前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方面的一些不足

从目前高等院校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来看，总体仍是围绕着传统的贸易基础理论知识、实务能力培养展开，尚未充分体现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才需求的变化。

2.1缺乏阐释新时代对外开放国家战略的引导性课程

目前许多高校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设置中，缺乏对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和经济与贸易领域新技术、新业态发展前沿、趋势进行深度解读的引导性课程。许多学生对进一步扩大开放背景下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以及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与贸易领域应用的认识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相对模糊。一些高校虽然开设了一些相关课程，但基本上属于被动性、应付性地增加课程，缺乏课程之间整体性、系统性的考虑。

2.2核心课程、基础课程设定需更新优化

根据新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下称新《国标》)，经济与贸易专业基础课的建议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金融学、计量经济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则建议从“贸易学、贸易实务、结算、跨国公司经营管理、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中国对外贸易、经济法、商法、市场营销、消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贸易经济学、物流学、服务贸易、期货市场学、电子商务、商务、商务谈判”等课程中选择少6门开设。总体而言，反映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和时代需求的“新课”不多，而且与同一大类学科内的其他专业课程重复度较高[5]。

2.3缺乏面向对外开放重点区域的特色课程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的重点内容之一，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迅速，涉及领域广泛。2018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对“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万家。但是，目前面向“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重点区域的特色课程却是相对缺乏的。一些学校开设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地理等类课程，有的内容未有实质性更新，有的则缺乏针对性和深度，使得学生对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一些重点区域的认知是模糊的、有限的。

2.4跨国投资、金融、跨国经营管理类课程有待加强

目前，许多学校对贸易人才能力的培养仍停留在“贸易”或者说“商品交易”的层面。随着对外开放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由商品贸易领域向服务领域、产品市场向金融与资本市场转变，对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在跨国投资、金融、跨国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人才缺口也越来越大。一些调研报告显示，近年来海外拓展业务的中国企业中，超过65%的企业面临投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缺乏的问题；中资企业内部化人才供需平衡的比例分别约为10%(管理序列)和20%(专业序列)，远低于外资企业55%和71%的比例[6]。

2.5贸易冲突应对、危机管理类课程不足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地区经济联系的加深，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增多。从企业层面来看，越来越需要能够应对贸易冲突、进行危机管理的专业人才；从国家层面来看，也需要提高对外开放各类主体的国家经济安全意识，这对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从目前课程设置看，这一方面的课程是相对薄弱的。一些学校尽管开始了世界贸易组织概论、商法等课程，但基本上是基础性的、理论性的内容，对一些重点贸易对手市场规则的解读以及实务层面如何具体操作的演练是比较弱的。

3进一步扩大开放背景下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的建议

当前，中国进入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新时代。原有经济与贸易的课程体系已经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应当紧跟国家战略和时代变化，进行课程体系建设改革，优化人才知识结构，为国家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3.1以服务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为课程体系优化的中心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进一步扩大开放背景下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应当紧紧围绕时代需求和国家需要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相应增加一些阐释新时代对外开放国家战略的引导性课程和专业课程，使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同时，应注意课程体系优化的整体性、系统性，避免随意“塞进一门新课了事”的形式主义问题。

3.2以突出专业深度拉开课程体系优化的空间

近年来，一些高校在实施“厚基础，宽口径”等教育教学理念时出现了偏差。以为“厚基础，宽口径”就是什么都要学一点，过度看重数量的增加，忽视了质的问题，导致学生知识基础过于“扁平”而没有“厚度”。这种情况下，过多的同类学科的基础课重复挤占了专业课的空间，使得许多学生产生“我们到底学的是什么专业”的疑问。在新时代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经济将由规模增长转向质量提升的阶段，未来更加需要的是人才的知识深度和专业化。因此，课程体系优化应当顺应时代需求，更加突出专业特性，增加一些有深度的“金课”，减少一些“水课”，从而拉开课程体系优化的空间和深度。

3.3增加面向重点区域的特色模块

对外开放由出口导向向进出口平衡转变、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对外贸易参与主体面临着由“让别人了解自己”向“深入了解别人”转变。如何熟悉、融入对手成为众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数据表明，中国企业在过去十年海外并购投资失败的案例中，84％的原因都与人员和文化有关，文化融合成为要的痛点和难点。面向未来对外经济联系的重点区域，比如“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地区，可以考虑增设国家制度、商业文化等方面的课程，以更好地熟悉对手，服务对外开放新格局。

3.4提升面向重点领域的专业模块

随着新时代对外开放由商品贸易领域向服务贸易领域拓展，由传统贸易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变，应进一步夯实“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新贸易模块”的课程设置。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内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扩大开放，以及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发展，应重视加强投资、金融与新的信息技术融合的“新金融模块”的课程设置。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先后开启了自由贸易区、自由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新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的试点建设，高校人才培养特别是这些平台所在区域的高校，应当重视这类“新平台模块”课程的建设。

3.5加强贸易冲突应对、危机管理类的经济安全模块

尚在协商解决之中的中美贸易争端表明，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贸易摩擦高频化、常态化的阶段。这就要求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不仅要“会做生意”，同时要具备危机管理知识。应当从“实战”的层面，重视优化关于贸易争端预防机制、适应规则、处理流程，特别是主要贸易对手的规则惯例、法律法规等方面的课程设置，全面提升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应对突发风险，服务国家经济安全管理的能力和大局意识。